“北京人”是这样被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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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的故乡在今天北京西南约50公里处的周口店龙骨山。周口店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一条铁路蜿蜒而来，把小镇和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一起。镇的东南是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西面和南面却是绵绵群山——太行山脉的一部分。龙骨山就坐落在其中。不过龙骨山没有太行山的“巍巍雄风”，它只是一座馒头形的低矮小山。山上盛产石灰石，相传从宋代起就有人在此开山烧石灰。烧石灰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行业之一。

石灰岩容易被地下水穿通，形成一个个洞穴和裂隙。在这些洞穴和裂隙中，又藏着许多珍贵的动物化石。“北京人”的化石也藏在洞中。当地的老百姓把化石叫。“龙骨”，挖到了龙骨就卖给中药店作药材，家家户户也大多藏一些以备自用。也许“龙骨山”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在山上烧石灰，挖龙骨，“北京人”则默默地静躺在某个洞穴的深处，世事的变迁与他全然无关。

然而科学的进步执意要请出人类的这位祖先。

19世纪后期，达尔文的“进化论”已普遍被人们接受，“人猿共祖”的论断也已深入人心。科学家们急于要用人类的化石来证实人类进化的历史。1891年，荷兰人杜布尼在爪哇发现了原始人类的头盖骨和腿骨化石，起名“爪哇猿人”（俗称“爪哇人”），由于头骨带有很大的原始性，人们不敢相信杜氏的结论。20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施洛塞尔教授从一包中国带去的“龙骨”中发现了一颗很像人的牙齿的化石，但是他也不敢贸然断定为人的牙齿。这颗牙齿却引起了另一位科学家——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教授的兴趣和注意。

1914年，安特生应北洋军政府之聘，来华任矿政顾问，这给了安特生收集中国“龙骨”的机会。1918年，有人给他看一包“龙骨”，并告诉他这是从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上采到的。安特生闻讯立即赶到鸡骨山去考察了2天。1921年，奥地利青年学者师丹斯基来华，准备与安特生合作研究中国的古动物化石，安特生把师丹斯基带到鸡骨山，准备发掘那里的化石。就在这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而又热情好客的农民，对他们说，我带你们去离这里不远的另一个地方采更大更好的龙骨。于是他们来到了龙骨山。第一天他们就采集到了肿骨鹿的化石。在采集过程中，安特生发现地层的堆积物中有一些带刃的脉石英碎片，心想：用它来切割兽肉是不成问题的，它们会不会被我们的老祖宗用过呢？他转身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师丹斯基在龙骨山挖了几个星期，后来又来挖了一次，带了许多化石回国，但没有发现人类的化石，只有1颗“可疑的”牙齿，师丹斯基没敢把它说成是人的牙齿，只好说是类人猿的牙。但是5年以后，师丹斯基在重新整理化石时，又发现了一颗“明确的”人牙。于是一切都清楚了，他竟发掘到了两颗人牙。可是师丹斯基仍然小心谨慎，他在结论“真人”的后面又加上了一个问号，成为“真人”？但是安特生与他完全不同，此时恰遇瑞典皇太子访华，于是安特生借欢迎盛会之机，向外界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消息立即引起震动，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将信将疑。安特生的朋友、英籍加拿大学者步达生（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在他的论文中高兴地说：“早期人类在亚洲东部存在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猜测了。”不过仍有不少人因为没有发现头盖骨化石而不敢苟同步达生的意见。但是在龙骨山发现古人类牙齿这件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重视的，于是一项旨在进一步发掘龙骨山的计划便紧锣密鼓地出台了。

1927 年初，在步达生的提议和联络下，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规定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研究基金，双方合作，用2 年时间共同系统地发掘周口店。协议书还规定，发掘所得的一切化石标本和文物都归中国所有，不得运出中国。

该年春季，发掘计划付诸实施。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时局动荡，周口店也时常可闻隆隆炮声。由中外科学家和工人组成的野外发掘队不顾一切，开始了寻找“祖宗”的战斗。第一年成绩斐然，共获得500 多箱化石材料，瑞典占生物学家步林找到一颗完好的人牙化石。据步达生研究，这是一颗成年人的臼齿。据此，步达生提议，把新发现的化石人种定名为“Sinanthropus Pekinensis Black and Zdansky”中文直译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名“北京人”。这就是“北京人”名称的由来。1928 年，也挖到了500 多箱化石材料，发现了2 块“北京人”的右下颌骨，其中的1 块还连着3 颗完整的臼齿，但仍然没有找到头盖骨。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原定的协作计划即将到期，为了使发掘和研究工作能够继续下去，1929 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古地质、古生物和古人类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即今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为了彻底弄清化石的蕴藏情况，研究室买下了龙骨山的永租权。但是发掘结果却不那么令人兴奋。

1928 年底，发掘队遇到了坚硬的石层。这一层是“北京人”居住的山洞的洞底，里面化石稀少。许多人认为发掘工作已接近尾声。其实，这并非真正的“底”，人们后来才知道它是一个含化石的灰烬层，硬而难挖，化石又少。但如放弃发掘，又觉可惜。当时进退维谷的窘境犹如裴文中教授所讲的：“山中工作颇有‘鸡肋’之感。”于是从1929 年以后，一些人陆续离开了龙骨山。山中发掘的指挥权交给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他就是裴文中先生。裴文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8 年开始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年仅24 岁。1929 年春天，杨钟健（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和步达生（研究室名誉主任）等人向裴文中交待完工作，也离开了龙骨山。热闹的发掘队似乎一下于变得冷清起来。裴文中在艰难困苦之中，顽强地指挥工人挖掉了硬石层，一直把发掘工作坚持到12 月初。12 月的龙骨山已经很冷了，天上下起了小雪，按惯例该停止野外工作了。但是由于没有重要发现，裴文中仍不肯死心，又咬牙坚持了2 天。

12 月2 日，在开挖地点的北部，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钻进去一看，哇，里面化石很多。裴文中很高兴，拿起绳子系在腰上，让工人们攥着，也下洞去看。看完又让工人把他拉上去。他一边上洞，一边用手电筒照看着洞壁。突然，一个圆圆的，黑黑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此时已是下午4 点多钟，天色渐黑，寒风摇曳着洞边的枯草，洞中传出一阵阵低闷的锤镐声，相比之下，洞口显得十分安静。裴文中叫工人把洞口扒得大一些，探下身子仔细一瞧：“那是什么？是人头！”一声惊呼脱口而出，清清楚楚地传入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耳朵里。立即有许多颗脑袋聚拢起来朝下观望，果然是人头！一个“北京人”的很完整的头骨——大家盼望已久的东西终于露面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抑制不住的激动神色。“北京人”的头骨只露出了一半，还有一半埋在坚硬的沙土之中。马上把它挖出来，还是等到明天再挖？天色已晚，马上挖会不会损坏头骨？不挖，还要等10 几个小时，会不会“夜长梦多”？裴文中的脑于飞快地转着，决定着如何办才好。挖！他抑制不住喜悦的煎熬，决定连夜把头盖骨挖出来。本来洞内挖掘，点汽灯照明，但是那个洞实在太小了，工人们只好点上蜡烛小心地用镐刨。四周的土慢慢地掏空了，可头盖骨还是不下来。裴文中只好拿起撬棒，准备把它撬下来。铁撬一使劲，头骨的一部分被震裂了。裴文中好不懊悔。还好，头骨只破了一点点，过后一粘接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头骨，一点儿也不影响研究。裴文中从裂缝中窥见“北京人”头骨的厚度——比现代人的头骨可要厚多了。

头骨被带回驻地后，裴文中仍然沉浸在喜悦之中“晚上我没有吃好饭，因为太高兴了。”他马上给北京写信，并派专人去寄信。后又担心信太慢，就又打了个电报过去。但是在北京的人却不太相信这是真的，甚至还有人说，裴文中不认识“人”！事后，裴文中感到好笑，天大的喜讯突然而至，有时反而使人怀疑其真实性来了。北京方面命令立即将头骨送回。刚挖出的头骨很潮湿，一碰就碎，必须马上处理才行。裴文中带领工人连夜生火烘烤，干了以后糊上几层厚厚的棉纸，再抹上石膏，糊上麻袋片，重新再烘，直到石膏干硬。忙了整整一夜。12 月6 日，裴文中用两床棉胎包好头骨，外面再裹上毯子，用绳子捆牢，这才带着它坐上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顺顺当当地把头骨送到了研究室。

头骨直接送到步达生的手里，由步亲自修复。12 月8 日，中国地质学会举行特别会议，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和新闻界的朋友参加，宣布裴文中的重大发现。不多久，消息传遍世界，全世界的史前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对人类进化感兴趣的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证实了“爪哇人”的存在，使关于猿和现代人之间存在着过渡类型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北京人”头骨的发现也证明了中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

1930 年以后，发掘“北京人”的工作开始向另一个高峰攀登。裴文中教授后来回顾说：“在1927 年以前，龙骨山的挖掘工作，是古生物学的，即目的在于挖掘动物骨骼的化石。1927 年至1930 年的工作是人类学的，即目的在于挖掘人类的化石。1930 年的工作，除了发现人类化石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石器，发现了北京人用火的痕迹。从此而后，龙骨山上的工作就成了考古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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