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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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气，即兵士的战斗意志，既属于军事心理学的范畴，也属于政治思想的范畴，自然和战争的性质分不开，和爱国心、民族感分不开，和士兵的思想情绪分不开。所以，“夺气”的谋略也就包含着政治上瓦解敌军的工作。楚汉相争末期的垓下一战，韩信用“四面楚歌”，使陷于困境的楚军丧失斗志，加速了项羽的灭亡。晋朝时，大将军刘琨戍边守防，被胡兵围困城中，危在旦夕。刘琅在万般无奈之际，忽然心生一计，他乘星月当空，旷野寂静，三次登城吹奏胡前。这深沉哀怨的思乡曲，勾起胡人的怀乡盼归之情，他们凄然洒泪，撤兵而去。刘琨不战而解重围，这和韩信”四面楚歌”的用法相同，但情况各异。韩信的“四面楚歌”，是处在优势主动地位时夺敌士气，以配合军事打击，刘琨“月夜吹笳”，则是处在劣势地位，夺敌士气，不战而屈人之兵。由此联想到，毛泽东同志把瓦解敌军工作列为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是很有远见的。

在作战中，夺敌士气和鼓己上气，是指挥员需要相互关照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人激励部队上气的法术很多，有些仍可为今日借鉴，但对于无产阶级军队来说，从根本上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才是产生士气的精神源泉。建立在阶级觉悟之上的士气，才能不为敌所夺，经得起持久战争的考验。

其次是“治心”。”将军可以夺心”（《军事》），即将军可以动摇其决心。《孙子兵法》解释道：“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这就是说，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十一家注孙子?军争》注中说：“心者，将之所主也”，“怒之令愤，挠之令乱，间之令疏，卑之令骄，则彼之心可夺也”。这就是说，作战决心是指挥员用兵的思想主导。用气恼敌将的方法使他忿激，用疑兵扰乱敌将的情绪，用离间手段使敌营上下互不信任，用示弱使敌将骄做麻痹，这样他的正确决心就会动摇改变了。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心思中的猜疑犹如鸟中的蝙蝠，它永远是在黄昏里飞的??这种心理使精神迷惘，疏远朋友，而且也扰乱事物，使之不能顺利有恒。假如我们的指挥员能针对敌将心中的”蝙蝠”，广施欺敌假象，使他沉溺于犹豫狐疑的烦恼中而遇事不决，这就是“夺心”之一法。

夺心.也叫攻心。“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恩”，这是清人赵藩写在成都武侯祠诸葛殿前的一副对联。据历史记载，孔明用兵作战，非常注重攻心。他提出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可以说是对孙武“上兵伐谋”思想的发展。他用兵南中，推行“和抚”政策，七纵七擒，收服孟获，可谓攻心的范例。

夺其心，意在乱其谋。指挥员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而指挥员的判断，又常常受到心理活动和认识习惯的制约，如先入为主、常见不疑、循规见常等。认识习惯，也往往是对方“夺心”的攻击点。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发起了反攻作战。战役第一阶段，担任芽插突击任务的西南方面军第26坦克军，突进到彼烈拉佐夫斯基附近后，发现德军开始向顿河撤退。为了争取时间迅速断敌退路和防止德军龟缩，军长罗金少将决定利用夜暗，秘密地派一支坦克先遣队，穿插到位于敌防御纵深的卡拉奇城附近，抢占顿河上唯一剩下的一座桥梁。按说、夜间秘密穿插、应当严格控制灯火，进行严密伪装，随时准备展开战斗队形。可是罗金少将却一反常规，命令先迫部队成行军纵队，全部打开车灯，沿着奥斯特罗夫到卡拉奇的公路，穿越德军防御阵地，安然向渡河处开进。车灯照得大地雪亮，坦克一辆紧接着一辆在德军眼皮底下行驶。如果这时德军实施两翼夹击。苏军这些坦克将全部成为德军反坦克火器的活靶子。然而，德军指挥官看见这些坦克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竟然连起码的侦察手段都没有采取，就断定是自己撤退的部队，于是于大开绿灯，让这支苏军坦克部队没费一枪一弹，就大摇大摆地突人防御纵深数十公里，抢先夺占了顿河通道。苏军这一似乎是冒险的穿插行动，可以说是灵活运用“夺心”计谋的成功。即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还表现在战斗行动中，它联系各种地形条件分析士兵的心理，井提出相应措施。如“散地（诸侯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地区）则无战”（《九地》。即在散地上不宜作战，因为散地处于本国，士兵离家较近，进无必死之心，退有投归之处，打起仗来，容易逃散，所以不宜进攻敌人。再如“轻地（进入别人国境不深的地区）则无止”（《九地》）。即在轻地上不宜停留，因为轻地离本国不远，进入敌国不深，士兵恋家，难进易退，所以要前进不止。“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九地》）。这就是说，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适应情况，伸缩进退，掌握士卒在不同情况下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不能不认真考察和仔细研究的。可见，《孙子兵法》的地形分类，不仅注意了地形本身的特征，同时还考虑了人的心理要素。

《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还表现在战斗过程中，它着眼部属的处境心理：“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己则斗，过则从”（《九地》）。这就是说，士卒的心理状态是：被包围就会协力抵御，迫不得已就会拼死战斗，陷于危险的境地就会更好地听从指挥。《九地》中还指出，在一定条件下，部队一旦置身于无路可走的绝境，就会面临生与死的选择，就可能合力拼死求生，致死下败，尽力奋战（“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因此，必要的时候，要不拘常法，舍得把部队置于逆境，以期激发他们无比的勇气，使他们能像春秋时候的勇士专诸、曹刿那样勇敢（“兵士甚陷则不俱，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这些做法早被古代名将们所实践，并取得了成功。《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率兵攻赵，他命令10000人作先头部队先行，背靠河水摆阵势。赵军望见，讥笑汉将不懂兵法，但战局一开，水边军士都拼死战斗。兵力、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赵军非但不能打败汉军，反而被汉军所打败。事后部下问韩信为什么要设”背水阵”，韩信说：“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这是根据《孙子兵法》“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的话演化而来的。韩信令部队背靠大河，前临大敌，后退无路，从而坚定全军拼死求胜的决心，取得了以少胜多，临危反胜的战绩。

《孙子兵法》的上述观点带有很大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它重视心理要素，从各种情况着眼，分析心理，判断敌情，周密思索，巧出奇谋的这些思想和作法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来，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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