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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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

军事心理学思想贯穿于《孙子兵法》全书之中，但不系统，带有自发性。然而，它既是对前人和当时战争经验的总结，又对指导当时的战争起了重要作用。这对于我们探讨在各种不同战争环境中敌我双方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提高军事指挥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将帅修养上，它告诫要注意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可能带来的危险。《九变》中指出：为将者，有五种危险的性格和气质（“将有五危”）要戒除：一戒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就有可能被诱杀（“必死，可杀也”）；二戒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就可能被敌俘虏（“必生，可虏也”）；三戒急躁易怒，一触即跳，就可能受敌凌辱而妄动（“忿速，可侮也”）；四戒廉洁好名，过于自尊，就可能被敌凌辱而失去理智（“廉洁，可辱也”）；五戒过分溺爱部属，易被敌人烦扰而陷于被动（“爱民，可烦也”）。《火攻》中告戒“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战争中，指挥员的思想意志、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常可成为对方“攻心”的缺口。因此，古今军事家都非常强调指挥员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气质性格陶冶，有的将领为了克服脾气暴躁的弱点，甚至专门把”制怒”的匾额悬于厅堂、挂于卧室，时时慎思省悟，谨防由于忿怒而迸发出的肝火烧昏头脑。

有人曾把人的性格加以分类，说军事指挥员的性格应该是惰性思维型的——遇事沉着、冷静。且不说这种分类法是否科学，仅就指挥员应该沉着、冷静来讲，却是颇有道理的。例如，楚汉战争中，一次刘邦与项羽交战，刘邦大骂项羽，不料被项羽用箭射中胸口，不能坐立马上。可是他没有马上抚摸伤口，而是曲身去摸脚，并对周围的将士大声说。恶奴射伤我的脚趾。因此，将士们不知道他身受重伤，役有溃散，个个仍奋勇迎敌。

古代军事家们在危险关头沉着、冷静，泰然处之的情绪和表现，对于稳定军心，迷惑敌人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在冷兵器时代，沉着、冷静对一个军事指挥员尚且如此重要；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中，由于大量新式武器、装备，器材运用于战场，战场范围广阔，军队机动频繁，战斗形式转换迅速，战机稍纵即逝，在战斗发展的进程中随时可能出现各种想象不到的复杂情况，沉着、冷静对指挥员显得更加重要。譬如当受领紧急而艰巨的任务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不慌乱，通过精心思考，找出利弊条件，有条不紊地制定出完成任务的计划和方法；当战场上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对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和处置；当处于危急关头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不失去理智，不动摇信念，采取正确措施，及时转危为安；当取得胜利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不轻敌，不松懈，不忘乎所以，并周密地筹划下一步的行动。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沉着、冷静，不是优柔寡断，不是慢慢吞吞，疲疲塌塌。沉着、冷静不是目的，目的是使一个指挥员保持稳定的情绪，清醒的头脑，自由地运用其思维能力，在紧张、复杂、艰难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果断地拿出良策妙计。

也许有人会问：人们不是常说军事指挥员最可贵的性格是勇敢和果断吗？是的。大凡著名的军事家，都具有这种性格。但是，很多事实说明，“匹大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平然临之而下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留侯论》）。任何勇敢的行动、果断的决定，都是在沉着、冷静中认真思考的产物，如果失去了沉着和冷静，而处于惊恐万状之中，无论何人，是断然也表现不出真正的勇敢和果断的。特别是在战场上，这个问题会异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不同的将领必然有不同的思维方法和心理特征。只有仔细分析每一个性化的将帅的心理，才能针锋相对、灵活运筹，主动地拨动敌人的算盘珠。诸葛亮敢于在大势己去的不利态势下城头抚琴，出奇弄险，那是因为他摸透了司马懿的心理。空城计的胜利，可以看作是军事心理学的妙用。空城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然而它最终化险为夷却并不属于侥幸。这正如诸葛亮事后指出的那样，司马懿“料吾平生谨慎，必不弄险”。在长期的交锋中，司马懿对于诸葛亮的谨慎用兵和不肯弄险深信不疑，所以当人家一反常态偏偏弄了一次险的时候，便大出其所料。司马懿在一匹空城面前疑虑重重，下了“宜速退兵”的命令，生动地表明诸葛亮在揣度对方心理方面高人一筹。倘若魏军的统帅不是司马懿，而是他的次子司马昭，诸葛先生就可能当俘虏。

空城计这则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敌方指挥员的气质、性格及其在战争中的心理活动，是我们构成正确判断定下决心的重要依据。不了解具体的对手，再微妙的韬略也难以见效。电影《战上海》里，刘义老奸巨猾，邵壮刚愎自用。前者的心理是保存实力，隔岸观火；后者的心理是不借血本，一味邀功。由于我军正确分析了敌人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狠打了狼羔子邵壮，并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加强政治瓦解，迫使刘义倒戈。如此恰到好处的战争指导，是和军事心理学的应用分不开的。

毛泽东是主张摸熟敌人指挥员脾气的；对敌人心理活动的精微分析是他军事指挥艺术中非常精彩的部分。比如平律战役前，他在作战方针中分析，华北60万蒋军预感到我军战略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将落在他们头上，已成“惊弓之鸟”。但是由于傅系蒋系之间貌台神离，是守，是撤，是从海上南逃靠拢蒋介石，还是西窜绥远自踞一隅，却尚在踌躇徘徊、举棋不定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才产生了一系列环环紧扣、妙不可言的战役步骤：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对华北诸敌隔而下围，围而不打，淮海前线两周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这就巧妙地隐蔽了我军企图，稳住了傅系，拖住了蒋系，迅速完成了对平津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陷敌于欲收不能、欲战不利、欲逃无路的绝境。

《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还表现在敌我双方争夺战争主动权上，它提出“治气”、“治心”的主张。首先是”治气”。“三军可夺气”（《军争》），即三军可以挫伤其锐气。《孙子兵法》解释说：“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军争》）。这就把敌军“士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军队初战的时候，士气比较旺盛；第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逐渐怠情；第三，到了后期，士卒就会气竭思归。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意了才去打它，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尉缭子?战威?第四》中说：“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这就是说，研究军事，分析敌情，设法造成敌人士气低落，部队涣散，使它的军队虽然形式上保持原建制，但实际上己不能用来作战，这就是用政治策略取胜。显然，这是对《孙子兵法》“三军可夺气”思想的解释和发挥。

富有实战经验的拿破仑说过：一支军队的实力，四分之三是由士气构成的。这个比例不一定科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士气是构成部队战斗力的精神要素。一支军队的上气高低，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所以，古今中外的名将，都把挫伤敌人的锐气，激励自己部队的士气，作为用谋定策的重要内容。

夺其气，意在竭其力。这里就有一个疲惫敌人，适时用兵的问题，也就是孙子讲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

毛泽东同志说：“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毛泽东选集》1——4卷袖珍台订本192—193页）。春秋时期，齐鲁两国军队战于长勺，曹刿采取后发制人以待其衰的策略，等齐军击鼓三次、进攻受挫后再行反击，结果使齐军的士气“三鼓而竭”，鲁军则一鼓作气，挫败齐军。在这里，善于调动敌人，持重待机，乃是打击其士气的关键。我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造的适应当时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同上书第188页）的“十六字诀”，以及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初期采用的“蘑菇战术”，都是为了把敌人磨得锐气消尽、士气沮丧再予以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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