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式玉器看秦文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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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与山东诸国玉器艺术特征之比较：

1．材质。在中国古代，对玉的界定远不如今天矿物学那样严格，所谓石之美有五德者为玉，加之丧葬中大量以石代玉的作法，先秦“玉器”的材质范围是相当宽泛的。从考古发现看，这些被视作“玉”的材料有：真玉、玛瑙、玉髓、水晶、大理名、方解石、青石、滑石、蛇纹石、琉璃、绿松石及紫晶、鸡血色石等其它一些彩石，秦人玉器材料与关东诸国基本一致，反映了二者对“玉”的理解是相通的。在众多的玉料中，质地最好、价值最高的要数和田玉，即古人所称之“真玉”。和田玉开采使用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商代妇好墓发现的玉器中即有一些是用和田玉雕制的。但由于路途遥远开采不便，春秋战国时代和田玉仍非常难得，一般只有较高级的墓葬中才有和田玉制品，在这一点上秦与关东也是一致的，并未因地处西陲而得地近之便。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列举秦国拥有的外来珍宝，首选即为“昆山之玉”，证明秦人也认为和田玉是五中最为宝贵的。由于玉料的匮乏，所以就出现了代用品，除汉白玉、滑石、青石这些与玉质地观感接近的矿物外，还有蚌、铜、骨这些与玉区别较大的代用品。秦与关东的不同在于：关东的代用品多系明器，而秦的代用品很多显然是实用器，如1998年淳化出土的以白石珠、蚌片为主的串饰，边家庄M5中作为串饰部件的铜片饰，福临堡m1以石珠、管构成的串饰等，这应当是秦国琢玉工艺不够发达的一种表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料器，关东诸国的成组玉器中常有料质的管、珠参加编缀，秦人则较少用，仅见凤翔高庄m10。中的一枚料珠和益门2号墓的料串饰。料器在西周时已有烧制，关中周墓中料器多有发现，所以秦地应有制作料器的传统。同时，对1986年江苏吴县严山吴国玉器窖藏中出土的蓝色琉璃珠的测定表明，其质地为钠钙玻璃，产地在西亚[10]。秦国地当与西亚交流的前沿，料器发现如此之少令人困惑。

2、玉色。虽然根据儒家传统观念，古人辩玉，首德而次符，就是说玉之真伪优劣决定于玉的质地而不是玉的颜色。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玉的颜色实际上是很在意的，比如以黄金包镶白玉，以绿松石嵌错黄金，以红色玛瑙、白色大理石、无色的水晶、绿色的松石等制成管珠，错杂地串在一起，追求艳丽、斑斓的色彩美。对玉色泽的选择秦与关东存在较大差异。关东尚白玉，春秋战国关东诸国玉器都有一个和田白玉所占玉料比例逐渐增加的趋势，尤其到了战国时代，象河南辉县固围村的包金嵌玉银带钩、故宫藏玉透雕龙纹壁以及曾侯乙墓出土的龙凤纹多节佩、玉剑等高档次精美玉器都以和田白玉制成。史料中对白玉的记载也很多，《战国策·燕策》苏代为燕说齐，货赂淳于髡“臣请献白璧一双，黄金子镒，以为马食”。鸿门宴上，刘邦给项王献上“白璧一双”，以表“忠心”。可见白玉在关东人心目中的价值。汉王朝建立后承袭秦制，帝后玺以玉治，并专门规定“白玉螭虎钮”，当是关东崇尚白玉风气的延续[11]。秦人对玉色的偏好虽不见于史载，但从大量的发现看秦人更喜欢深色的青玉，如凤翔南河屯的两件玉璧、秦公大墓和益门秦墓中出土的刻纹璋形佩、烟台芝罘和西安联志村两批祭祀用玉，这些作用重要、秦文化特点鲜明的玉器均以深青色玉材制成，肯定不是偶然的。而凤翔高在M10的两个殉人身上倒佩有很好的白玉璜、玦可以反证白玉不是秦人最珍视的。笔者以为这与秦地尚黑的习俗有关。新石器时代玉器在陕西有两批重要的发现，神木石峁和延安庐山峁，其玉器多为黑色或青绿色，杨伯达先生认为这反映了重黑色的观念，并推测后世的黑色代表北方就是因为以石峁为代表的北方玉器文化尚黑的缘故[12]。“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13]。秦始皇这一番自我包装，决不会是一时的想当然，而肯定是遵从了秦地、秦人尚黑的风俗，不过加上了阴阳五行理论的外衣，使之神化罢了，不然秦人对黑色的崇尚必不至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岁月而一直延续到现代。传统五行说认为北方属水，色为玄（黑），秦玉色青黑，有的青绿，正是水的颜色。秦玉的青色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含义，反映着秦地尚黑的悠久传统和秦人深沉不外露的民族性格。关东文化的继承者汉人以白玉为帝后玺，秦始皇郑重刻制以期传承万世的“传国玉玺”则是剖和氏璧为之的[14]。我们知道真正的高质量白玉只产于和田，而和氏壁出白荆山，肯定不是白玉，青玉的可能性较大。对玺印玉色的选择很明确地显示出秦与关东玉文化的差异。秦俑坑中所出的石质马具和新发现的铠甲坑中的石甲，都选用青石，实际上是青玉的代用品，同样是秦人尚青玉的有力证据。

3、器型。秦玉的器型，就现有发现看有璧、琮、环、圭、璋、玦、璜、觿、戈、鱼、龙形佩长条形佩、琥、玉人以及构成串饰的管、珠、牌等，与关东玉器大体上是近似的。较为明显的差异，首先是器类简单，一般墓葬中的组合都是最基本的璧、圭、玦、璜、串饰，象簪、珥、梳、扳指、带钩之类杂器较少发现，瞑目、玉塞、玉册之类专门制作的丧葬玉基本没有。就较为复杂的串饰而言，一般由管、珠、牌构成，部件的形式均较为单一。关东玉器的串饰极尽复杂之能事，以虢国墓地串饰为例，珠类有管形、菱形、方形和球形，饰类有管形、长方形、马蹄形、贝形、蚕形、蝉形、龟形和不规则形，再以各种复杂的穿系方法编组在一起。秦与山东大国的繁简之别显示了玉文化发展深度的不同，也是秦人追求质朴、简约的戎化文化与关东细腻繁琐的礼仪文化之间的差异。

其次，秦器中传统的器型多而创新的器型少，基本的器型都是承袭西周的礼玉形制，新的器型只有龙形佩、多节齿边形饰、璋形佩、带钩、出齿的璜形佩等少数几种，而其中只有脱胎于西周柄形器和玉璋的璋形佩为秦玉独有的形式，其它的都是中原系统玉器式样。秦人在诸戎中是最早接触周文化的，周人东迁后，秦在岐周故地立国，并且“收周余民而有之”，所以他接受的华夏文化主要是正统的周文化，而且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消化吸收。在商鞍变法之前，秦人是相当守旧的，变法之后，文化又置于法家的专治之下，所以文化艺术一直没有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关东则不然，西周分封之后，周文化即与各种地方文化结合而各自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孔子概括“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候出。自诸候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15]”这样层居僭越、反叛的政治气候，和思想的领域的百家争鸣，必然使对文化异常敏感的玉器发生重大的变革，打破旧的礼玉的呆板造型而代之以样式新颖、形象优美的佩带用玉成为时代潮流。圭、璋、琮逐渐减少，直到战国晚期最终消失。玉璋和玉琥彻底地退出了礼器的行列，变成佩饰的部件。唯一保存下来的礼玉——壁，也形式大变，圆形的轮廓被攀缘的龙凤所打破，相当一部分形体缩小而成为佩饰。但是我们从山东芝呆和西安联志村两处秦代祭祀用玉的器型看，圭、璋、璧、璜、觿、琮、琥，种类完备形式规矩，表露秦玉文化遵从西周传统保守的一面。如果就现有的发现总结，秦玉器艺术一直没有离开象征主义的道路，研究者所说的秦汉现实主义玉器艺术，应以关东六国战国时代玉马、玉舞人、小儿骑兽圆雕等写实玉器为其开端，以西汉尤其武帝以后的玉器艺术为其发展。秦人对现实主义艺术的贡献不在玉器而在秦俑及一系列巨型铜、石雕塑。

4、纹饰。秦玉上的纹饰，所见者有蟠虺纹、云雷纹、谷纹、绹索纹几种，与关东玉器上形式繁多的动物、植物、几何纹样相比，显得比较单调，而且刻纹玉器占玉器总量的比例，秦也远远小于关东。秦玉纹饰大多与关东类似，其中蟠虺纹有进行比较的必要。蟠虺纹是由兴起于中原地区的蟠螭纹发展而来的，众虺纠结不见首尾，细碎绵密而图案化。这种纹饰的兴起代表了春秋以来新的美术风格，使商、周以来的传统受到巨大冲击，它曾广泛出现在华夏文化圈内的众多艺术作品上。秦玉上的蟠虺纹有两种，一种是浮雕状的，蟠虺划分为若干单无，众虺交缠，隐现头羽，虺体下衬以斜线纹地，使纹饰显示出三维立体层次。此类蟠虺见于秦公大墓和益门秦墓的玉琥、璜、凸齿形佩上，也同样见于关东列国春秋中晚期玉器上，既使吴国玉器上的也毫无二致，显示出华夏玉文化的共性。另一种蟠虺纹则为秦玉上所特有，刘云辉先生称之为“秦式龙纹”，其特点为纹饰均以纤细的阴刻线构成，勾连紧密，没有层次，不分单元，头、羽、翼不明显，仔细观察才能分辨出这是一个个龙头。在纹饰的转折或因器物轮廓需要变形的地方，则变形为方角或斜角连雷纹。这种纹饰集中地发现于秦都雍城及其附近，李学勤先生认为它要早于浮雕的蟠虺纹[16]，但从考古发现看，秦公大墓和益门秦墓都是二者共存。浙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中少数玉器也有类似的纹饰，也是与浮雕蟠虺纹共存。从构图特点来说，这种平雕的蟠虺纹只是一个个排列整齐的龙头，并无纠缠之意。与从躯体相交的蟠螭友展而来的蟠虺纹虽然龙头的样式相似，却不是一种东西，二者也没有传承关系。

这种平雕的蟠虺纹并非秦人所独创，而是从西周青铜器上作为地丝纹的龙纹、云雷纹演变过来的，浙川下寺和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君夫妇墓发现的玉器从春秋早期至晚期都有这种纹饰，表现出诸国对周文化的共同继承。所不同者在于上述纹饰的线条是以双阴线勾勒出的阳文，龙首的形象也较为具象，线条之间勾连比较松散自由，有长而蜿转自如的曲线，在玉琥、兽面牌、龙形冲牙等器上，龙首纹灵活的变形和布排组成动物身体不同部位的纹饰而为主题纹饰服务。秦式蟠虺纹则为纤细的单阴刻线，龙首非常抽象，线条之间勾连紧密，方式单一，线条细碎不流畅，同样的纹饰多次重复密布全身，没有主题纹饰。这既是琢玉工艺水平的差异，也是思想文化的差异。秦式蟠虺纹明显地更接近西周青铜器上的纹饰，这与器型的保守是一致的。

5．治玉工艺。由于大部分秦玉考古报告中对玉器上的工艺痕迹记述不详，笔者能够上手细看的实物也比较有限，所以于秦治玉工艺没发言权，只能谈其大概印象。

钻孔基本上是两面钻，即使极薄的片饰亦是如此，这是自良诸文化以来的传统作法，目的是保证器表孔缘的平整。有些玉器上的孔径非常小而有一定深度，如益门出土的M2:172条形佩孔径只有0.2厘米，据说秦陵铠甲坑石甲片上的钻孔也很小，这一定需要硬度较高的金属钻头来完成。

秦玉多片状器，所以秦玉工对平面的加工显然比较在行，一般加工平整，打磨光滑，很少留下锯剖的痕迹。象凤翔南河屯的玉璧、秦公大墓的白玉戈，璋形佩等器都显示出高超的抛光工艺。

琢治纹饰要有金属铭具配合解玉砂、水进行，难度较大、从益门的玉琥、条形佩上的浮雕蟠虺纹看，其布排、轮廓不及关东同类纹饰整齐清晰，显然在加工中对设计的变形较大，与渐川下寺兽面纹玉牌那样严整的纹饰相比，秦人的琢纹水平显然较低。一般玉器上的所谓“阴刻线”实际也是用铊具琢出来而不是刻出来的，前述下寺楚墓和黄君夫妇墓玉器上与秦式蟠虺纹相类似的阴文线条就较粗，转折处有毛糙的抛物线，铊具加痕迹明显。但秦玉上的阴刻蟠虺纹则不然，其线条纤细，短促，转折处利落自如，这样的阴文线条以传统铊具是无法完成的。细观其线条是由很多密集的小点组成的，如同唐代金银器上所见的錾刻痕迹。在秦公大墓的殉匣中发现有小型质坚的刀和凿，很可能就是这些工具在玉器上留下了刻凿的阴文线条[17]。同样的痕迹在联志村的秦代玉人、琥、璜上更为明显。用“刻”的方式加工纹饰确为秦玉的一大特色。

另外秦玉中以“磨”的方式加式的片状器多而用多种方工琢制的圆雕器几乎不见，应视作秦玉工艺落后的表现。既使在片状器中，秦玉的镂空器也远远少于关东。玉器的镂空传统工艺以线锯加解玉砂来加工，称作“搜”，要制成曾侯乙墓多节龙凤佩那样轮廓线优美流畅、边缘整齐锋利的镂空玉器，要掌握相当高超的“搜”的技术。从秦公大墓等处有限的镂空玉器看，秦玉镂空技术是不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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