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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来源： 作者：黄仁宇 时间： [2006年4月19日]
多读中国史书，容易养成一种以道德眼光衡量历史人物的习惯。这既与
中国史书的写作重视道德评价有关，也与中国政体本身浓郁的道德色彩相联
系。于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很容易形成明君与昏君、忠臣与奸臣、清官和
贪官这样一些道德上二元对立的观念，仿佛历史就是一部明君与昏君、忠臣
与奸臣、清官和贪官的交替史、斗争史。
杰出历史人物中有一人似乎看到了道德立国的局限，他三次下令求才，
认为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
在“笃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
就可提拔。这个人就是曹操，他的超越常规之举也使他出类拔萃，有所作为。
不过，历史学家黄仁宇却这样评价曹操：“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拯救
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作为现代
学者，黄仁宇的眼光自然更宽阔、更深邃。他缕析众多历史事件，进而指出：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
好，可以不要。只是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相不可捉摸。”基于
此样认识，他表示：“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
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
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
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之过急
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
以上引文均引自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本书共33 章，从
先秦孔孟讲到元代亡国之君元顺帝，加上最后一篇《大陆版卷后琐语》，对
明清历史略加阐述，可以说构成了一部简明扼要，引人入胜，新见迭出的中
国通史。为什么能新见迭出？在我看来，是因为黄仁宇开辟了两个崭新的视
角，一为地理，二为经济。而这里的地理，也不仅指自然地理，更包含经济
地理。以这样的地理眼光，黄仁宇才能得出这些结论：“足见光是治水一事，
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
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中国因赈灾治水及防虏
的需要，在公元之前完成了统一，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时期的早熟。”这些
观点，不仅新颖深刻，而且有详尽的材料和透彻的分析支撑，极有说服力。
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的官僚体制，官僚体制又派生出道德眼光。黄仁宇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已然发现“中国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
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对付技术问题，也必予以道德名义”。而站在现代高度，
真要理清中国历史的千丝万缕，就必须走出道德决定一切的历史窠臼，注入
技术的眼光。因此，黄仁宇反复强调，“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心财政史几十
年的经验”，“我个人长期研究财政与税收的情形”。正因为引进了这种经
济技术的眼光，并深知现代化的来龙去脉，黄仁宇才能见人之所未见，一方
面指出“中国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另
一方面也证明：“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政治体系既要
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
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简言之，
“是一种极简单的中央极权体制无法支配一个逐渐带近代型的经济”。
考察历史，正是为了启发今天。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也
就是说，黄仁宇所阐释的历史问题尚未得到最终的解决。在《赫逊河畔谈中
国历史》的最后一页，黄仁宇恳切地谈到了他的希望：“中国既已在二十世
纪几乎亘全世纪尽瘁于革命，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作殊死战八
年，即已打破四千年的纪录，在人类史上也是仅见，土地改革规模之大，行
动之彻底，亦超过隋唐之均田，其目的不在短时间的平等，而在给新体制一
个合理的出发点。现在进入建设时期，应当能克服困难，使国家资本有民间
经济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在新世纪里成为一种稳定世界的重要因素。”
这是黄仁宇的希望，也是每个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20 世纪史的中国人的
希望。
（黄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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