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直指人伦 倡性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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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问题，在孔子的言论中很少提及。《论语》中只留下“性相近，习相远”， “唯上智下愚不移”（《阳货》）这样几句话，并没有提出系统的人性论。孟子倡 “性善”之说，关于“性”的探讨，才成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个占显著地位的问题。 但孟子“性善”论有一个不小的漏洞，即他只看到人性的“善”的一面，对现实生 活中大量“恶”的存在，却无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既然人性都“善”，那么 “恶”的根源在哪里？因此，当时就有人提出反对，荀子的“性恶”论便是直接针 对孟子“性善”论而发的。但“性恶”论与“性善”论同样面临着理论难题：无法 解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善”的事实。所以后来又有人试图在“性善”“性恶” 两者之间进行调和。如西汉的董仲舒、扬雄，东汉的王充。扬雄主张“性善恶混”， 王充主张“性有善有恶”，即在孟、荀之间进行了折衷。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 董仲舒的“性善情恶”主张。这种“性”、“情”二元论是在不触动孟子“性善” 说这一权威结论的前提下，适当地吸收和改造了“性恶”论而形成的。王充《论衡 ·本性篇》引董仲舒之言曰：

董仲舒览孙（荀）、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 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 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改造儒家传统文化，倡“性阳情阴”“性仁情贪”即 “性善情恶”说，这一主张后来被东汉官方神学宝库——《白虎通》吸收。《北史》 卷63《苏绰传》载《六条诏书》论治人之心曰：“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 性则为善，情则为恶”。这显然是接受了董仲舒的论点。

儒家人性说，在两汉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儒家哲 学经学化以后，成为僵死的教条，章句、训诂代替了对儒学义理之探讨，记诵之学 代替了自得之学。这不仅使儒学再也没有什么发展，而且给儒学的统治地位带来了 全面的危机。其次，历经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先是玄学，后是佛学极其兴盛，士 大夫在这两者之中找到了哲学思辩的话题。如魏晋时代的“有无”、“本末”、 “才性”、“体用”之辩，今当时的士大夫如醉如狂；而佛学中高超精致的心性理 论，对士大夫也颇有吸引力，特别是禅宗的理论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韩愈“睹儒家之积弊，效禅侣之先河，直指华夏之特性，扫除贾、孔之繁文” ，进行儒学革新。他在《寄卢仝》诗中说：“《春秋》三传来高阁，独抱遗经 究始终。”表明对章句训诂不感兴趣，而着重对儒家文化内在精神的发明，建立儒 家的心性之学，以与佛学相抗。因此，他特别重视《礼记》中的《大学》一篇。在 《原道》一文中，他征引《大学》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试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诚意 者，将以有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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