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统合儒佛 兼容并包

魏晋以降，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思想界形成了三教鼎足的格局。特别是到 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势头有凌驾儒学之势，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 早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一些人或从中华本位文化角度出发，或从道、佛争先后的 角度出发，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柳宗元时代，韩愈是排佛派的中坚人物。柳宗元与 韩愈虽是好朋友，在文学见解上有许多共同之点，但二人在对待佛教这个问题上， 观点却完全不同。

在《送粪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一文中，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 积三十年。”他的母亲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少年时随父亲到江西洪州，南 宗慧能的隔世法嗣，与青原行思并称为“禅宗双璧”的马祖道一正在那里传法，称 “洪州禅”，受到江西观察使李兼（柳宗元夫人杨氏的外祖父）礼重。柳宗元父亲 的知交权德舆也游于他的门下。柳宗元的岳父杨凭也信佛教。因此，柳宗元自幼生 活在佛教气氛很浓的环境中。在长安应举和做官期间，他曾与文畅、灵沏等出入官 场的僧侣结交，并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羲之、习凿齿、谢灵运、鲍照等人 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等的关系，又称赞在同时代的那些“服勤圣人 之教，尊礼浮屠之事”的亦儒亦佛的人物。以后在流贬过程中，柳宗元又与许 多和尚交结。佛教思想对他的浸染很深，与他所受的儒家教育结合，形成了他特有 的调和儒释的思想。

柳宗元信佛，着重于佛教义理。他把作为外壳的宗教迷信与内在实质的教理区 别对待。他“自幼好佛”而“有得焉”，正是对佛教义理有深切的领会，因此，他 不同意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做法，他说：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 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 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 过杨子。杨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 《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 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吾之所取者与《易》、 《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斤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 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 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

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佛教的态度。针对韩愈的指责， 他认为，佛教义理往往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合，不能因为它是“夷”法而加以摒斥。 在这一点上，柳宗元主张兼收并蓄，勇于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取其韫玉”， 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至于对佛教徒不讲世俗之伦理，脱离生产劳动等消极 方面，柳宗元与韩愈一样不赞成。他在《送元悬师序》中批判“世之为释者，惑不 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是没有真正参透佛教的教理，赞扬释元悬 在对待“孝”的问题上“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他还批评“今之言禅者，有流 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已，又陷乎人”。 柳宗元对待佛教，是以儒学为价值标准，取其“有益于世”者，援佛以济儒。他认 为佛理“与孔子同道”，具体有这样几点：

1．“不爱官，不争能”，合乎儒家的生活态度。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说： “且几为其道者，不受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遂遂然唯印 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在他看来，佛教大师的恬退闲安，与当时官场 中争肆奔竞、贪恋禄位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传统儒家倡导“安贫乐道”，佛学 与之相通。

2．“合所谓生而静者”，即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符合。《礼记·乐记》说：“人 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物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 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柳宗元认为儒家的这种“主静”说经过异 端的篡乱，异说纷纭，失去了原旨，“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 老益杂，其术分裂。”而直到佛教学说出现，才恢复了儒家“主静”说的本源， “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原，合所谓生而静者。……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 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耕锄，本其静矣。”在 这一点上，柳宗元把儒、佛之道调合在一起，认为佛学的性善论贯彻始终，正与孟 子“性”说相通。

3．“本于孝敬，积以众德”，合乎儒家伦理。“孝道”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 重要内容。佛教原本不主孝道，规定不礼国王，不拜父母。但佛教传入中土以后， 经过改造，逐渐适应了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要求，也提倡“孝道”，如《大报 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他在《送氵睿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中说： “金仙氏（按：金仙为佛教之异名）之道，盖本于孝敬，然后积以众德，归于空元。 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柳宗元认为 在提倡孝道这点上，佛教“且与儒合”。

4．佛教的戒律与儒学的礼义相通。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居于江西百丈山，创禅 院制度，为禅师立下了行为戒律。其中首先讲报恩、尊祖，用儒家的忠、孝观念补 充了佛教戒律的内容。柳宗元把儒学的礼义与佛教的戒律等同起来，认为二者同样 起着“持世”的作用。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他认为：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 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因此，佛教戒律与儒家礼义在效用上相通。

5．佛理合于中道。“中道”或“大中之道”，是柳宗元“圣人之道”政治思想 的主要内容。佛教也讲中道，佛教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天台宗的中观思想中，也体 现了“中道”原则，因此，柳宗元极力称道。章士到曾指出：“大中者，为子厚说 教之关国语，儒释相通，斯为奥秘。”在《岳州圣定寺无性和尚碑》中柳宗元 说：“佛道愈远，异端竟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 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在《南岳云峰和 尚碑》中也说：“师之道，尊严有耀，恭天了之治，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 “大中”思想本为儒家所固有，而释教能冥契此说，故柳宗元大加赞扬。

6．“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柳宗元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佛教“不 与孔子异道”，“往往与《易》《论语》合”，佛教义理中包含着与“圣人之道” 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是不应当简单加以否定的。

柳宗元按照自己对佛、儒二教的领会，“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目的是 通过有选择地容纳佛学思想，借助佛学理论来“推离还源，丰佐吾道”，丰富 儒学的思想方法，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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