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青铜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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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钟 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通高36.2厘米，铣宽19.5厘米，荥阳汜水出土 钟较为厚重，体瘦长，呈合瓦形，平舞，甬为圆柱状，中空，甬下部有旋和干；钟体两面各有18个钉形枚，枚较长，每面的枚分为两区，每区有3组，3枚为一组；篆间饰小乳钉纹，鼓部约占钟体的三分之一，铣斜直，于作月牙形。

甬 钟

洛阳两周时期青铜乐器的重要变化，是大量甬钟的出现。如在洛阳西工东周王城遗址周墓中出土西周编甬钟一套4件。洛阳城东太仓古墓出土战国骉羌钟14件，三门峡虢季墓出土春秋早期编甬钟一套8件，虢仲墓出土春秋早期编甬钟一套8件，陕县后川战国墓出土编甬钟一套20件。这些典型的中原青铜乐钟，源自商铙的迹象在甬钟合瓦形钟体上表现得更加充分和明确。比之商铙，甬钟在形制上更加规范，更加成熟，除各部分布局更加分明之外，作为乐器，甬钟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甬制的变化。这些甬钟的甬部均为上细下粗的带有锥度的圆柱形，并且旋、斡具备，因而使其具有牢固的悬挂演奏的结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这些钟体钲部设置了“枚”，这些枚通常对称排列，每面六组，每组3枚，正反两面共36枚。由于枚的作用，使甬钟的音响、音色比无枚的商铙有了较大的改进。第三个重要的特征是甬钟在音乐、音响性能的“一种二音”的突出表现。洛阳出土的甬钟大多为形制相同、大小相次、8件一组的编甬钟，比之商编铙，早期编甬钟三件一套的组合已扩大了许多，并且非常明确地具备了第二基音。洛阳西工编甬钟、三门峡虢季墓、虢仲墓编甬钟等几组甬钟均为双音钟，其中一个音在鼓的中心，另一个音在鼓侧。这些甬钟在钟体的右鼓部铸有一凤鸟纹，为侧鼓音的敲击点标志，而且这一标志是从第三钟开始的。前两钟按照这一时期编甬钟的通例只发单音，所以如洛阳西工出土的4件一组的编甬钟据此推断是有失缺的。又如陕县后川20件一组的编甬钟，器壁较薄，似为明器，但经测音资料可知最小的8个钟均为双音钟。洛阳出土的这些双音钟表现出的音程关系。从测音资料中可以看到有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和纯四度几种，比之商铙已有很大的进步。从调音手法上也深刻地显示出这种进步。如三门峡虢国墓地2001号墓出土的虢季编甬钟8件钟均经调音，调音部位是钟口内唇，有的锉磨成沟槽状，个别锉磨较重。如第3钟就锉磨出沟槽8条，包括两铣各一条，正反两面各3条，调音的位置及其对称和平衡的设计，已比较规范。其测音资料证明每钟均可发出两个基音，这种表现在调音手法上的成熟无疑表现了这一时期的甬钟在音准上的把握及对音律的探索和追求。另外，这时期洛阳出土的甬钟的纹样也发生了变化。如出现窃曲纹、夔纹、云雷纹、象首纹、蟠螭纹等，尤其三门峡虢季墓编甬钟、洛阳云雷纹甬钟钲部、鼓部还铸有铭文，集中表现和具备了这一时期甬钟的种种特点。

镈钟 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 通高32.5厘米，铣宽22厘米，1997年新郑郑韩故城出土 同形制钟共4件，为编镈，形制相似，大小错递。镈钟有双龙首“凸”字形钮，平舞，合瓦体，平于口，面有36枚。舞、篆铸有阴纹图案，舞饰蟠虺纹，篆饰简体虺纹，鼓饰对称蟠龙纹，纹饰较为精细。	钮钟 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 通高27.5厘米，铣宽16.5厘米，1997年新郑郑韩故城出土 钟为编钟，同形制钮钟共10件，形制相似，大小错递。钟有长方梯形钮，平舞，合瓦体，于微凹，呈月牙形，钟面钲部有对称的圆螺纹乳钉枚36个。舞、篆、鼓、钲各部位均有阴线纹框，舞饰蟠虺纹，篆饰云纹，鼓部饰云纹和三角云纹。

鎛、钮钟

除了甬钟之外，洛阳还出土了鎛和钮钟两类重要的青铜乐器。

鎛钟早在殷商末期已有出现，洛阳出土的洛阳解放路一组4件编鎛，陕县后川2040号墓一组9件编鎛均属战国时期的鎛钟。据测音资料看，解放路编鎛音质较好，后川2040号墓编鎛除第九钟无侧鼓音外，其他均为双音钟。两例编鎛钟体皆为合瓦形，鎛口平齐，舞上有双龙或双蛇相对组成的扁钮，钲部有圆形短枚，整个形制近似于铃。这个时期的鎛钟已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与编钟相当的具有旋律性能的乐器，其原有的仅奏骨干低音的和声性能也因鎛数的增加和音域的扩展而大大增强。

钮钟的出现晚于鎛和甬钟。1956年陕县上村岭虢太子墓出土的一组春秋早期无枚编钮钟，是现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编纽钟，为中原类型的代表。这组编钟钟体为合瓦形，平舞，平腹，铣侈，于口微凹，舞上设置有一圆条形的长圆钮。与甬钟相比最大的差别即是改变了甬钟侧悬的甬。以钮代甬，使钟由侧悬改为直悬，从而可以更加保持钟的稳定性，提高和改善演奏的音质。由此可以看出钮钟不仅继承了甬钟的体制，而且吸收了铃或鎛的钮制，因而从整体形制上典型地表现出甬钟的钟体与鎛和铃的钮制相结合的特征。又如三门峡虢国墓地虢仲墓除出土一套甬钟以外，同墓还出土了一组春秋早期的编钮钟，钟体为合瓦形，舞上有方环钮，钮较短小，钲部无枚，右侧鼓部除第一钟外均饰鸟纹，钲部及左鼓部则铸有铭文，铭中载有“虢仲作宝钟……”等字样，并自命为铃钟。由此更进一步证实了钮钟与甬钟、铃之间的渊源关系。

洛阳出土的编钮钟大多为7-9件的组合，如虢太子墓编钮钟为9件，虢仲墓编钮钟为8件，洛阳西工131号同墓出土的两组编钮钟分别为7件和9件，洛阳解放路战国墓的18件编钮钟分别为7件有枚编钟和11件无枚编钟两组。处于这一时期的钮钟不仅形制逐渐趋于稳定和成熟，而且由于编组序列的丰富和健全，致使乐器的音乐性能更加完善起来。据测音资料可知，虢太子墓、虢仲墓、解放路战国墓等几组编钮钟的正鼓音、侧鼓音均可构成完整的七声音阶，以及七声以外的变化音，同时已经具备很强的旋律性能。

与铃一脉相承的鎛钟与钮钟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缘于对音乐审美方面新的追求和编钟演奏旋律的重视，以及礼乐过制、经济支出等诸方面的因素，比甬钟形体较小的钮钟和小型的铜鎛广为流行，并逐渐取代了甬钟。

结 语

青铜乐器是夏商周三代音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历史遗存。洛阳地区先秦三代出土的青铜乐器由于处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因而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由于洛阳地区特殊的政治背景、历史地位和河洛文化悠久深厚的积淀，造就了高起点的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形态，夏商两代最早的国家、政权、文字、历法、青铜等划时代的文明，和两周时期的“礼乐文化”都使得洛阳古代音乐真正开始形成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系统。被纳入礼乐制度的音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流文化地位，成为王权制度的展现。洛阳地区出现的大量青铜乐器，不仅作为统治阶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更是先秦三代礼乐文化精神的直接反映和典型代表，尤其甬钟、钮钟的使用更为洛阳地区曾经周公制礼作乐、大规模实施礼乐等级制度的真实记载和证明。另一方面，这些在洛阳地区独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青铜乐器，从二里头夏文化中的铜铃，商末周初的铜铙、铜钲，直至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甬钟、钮钟、鎛钟历经了夏商周三代长约2000年之久的青铜时代，形成了一个持续时间长，乐器种类多，相对比较完整的青铜乐器系列。而且在音乐史上不仅具有横向断代研究的意义，更具有跨越先秦三代纵向系列研究的价值。这是洛阳地区先秦出土青铜乐器的一大特点和优势。

第二，洛阳地区古代先进的青铜文明孕育了洛阳先秦时期的青铜乐器。青铜材料的发现和利用，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也为艺术创造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从洛阳先秦青铜乐器的发生、演变过程，不仅显示了从远古陶铃到青铜铃、钟，乐器材料的变化对音乐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影响，而且体现出洛阳先秦三代青铜乐器发展的脉络和重大成就。在洛阳出土的先秦青铜乐器中，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铃为中国最早的青铜乐器，三门峡上村岭虢太子元墓出土的春秋早期铜钲，是现知我国年代最早的一例铜钲。同墓出土的一组春秋早期的无枚编钮钟也是现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编钮钟，并为中原类型的代表。其他出土重要青铜乐器，如大量的编甬钟、编钮钟也都典型地集中了乐器从形制、音量、音色、音律、编组、纹饰、铭文、调音手法等各种特征。尤其在西周时期出现“一钟二音，三度音程”的青铜乐钟，以一种规律性的方式在编钟的设计和铸造中反映出对音域、音律、音量、音色的审美追求和音乐观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青铜冶炼、铸造与乐器制作、调音设计等方面的专门技术和高度的音乐科技水平。不仅为古代乐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器例，而且显示了洛阳地区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三，目前洛阳地区出土的先秦青铜乐器是否可以代表先秦三代洛阳地区礼乐文化中青铜乐器的基本面貌，这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以洛阳地区古代青铜冶炼铸造工艺的领先地位、先进程度和洛阳三代时期，尤其西周时期所处的礼乐制度的核心地位来衡量，出土的青铜类乐器似应更加充分、更加突出。但目前尚未发现代表两周王室最高水平的青铜乐器，也未有类似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编钟或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出土的王孙诰大型编钟等奴隶主贵族所用的青铜乐器。究其原因，是由于受文物出土情况的局限，还是由于等级制度更多更严格的束缚，而未能象其他地区那样出现僭越、过制现象，尚不得而知。因此，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将有待于更多的考古依据和历史文献，以对洛阳地区先秦青铜乐器及洛阳古代礼乐文化有新的更加深入、更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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