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道不厌 诲人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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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国，孔子通过齐国宠臣高昭子见到了齐景公。景公对孔子不算陌生。五年前，齐景公与辅相晏婴访鲁，曾慕名造访过孔子。现在老朋友相见，很快便谈得投机了。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脱口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乃孔子的施政方略——以端正名份为主要内容的“正名”主张。即君要守君道，臣要守臣道，父要守父道，子要守子道。各尽本份，注重等级。当时的齐国亦正处于崔、庆、高、国擅权，田氏篡弑的前夜，孔子一语正中景公所忧，异常兴奋，赞曰。“善哉！僖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高兴之下，便要将尼溪之四封给孔子，只因晏婴反对未果。但景公还是给予孔子很优渥的俸禄：“待之以季孟之间”，与鲁国叔孙氏的待遇相当。齐景公只对孔子维护君主尊严的等级学说感兴趣，但对孔子的仁义思想却置而不论。不再向孔子“问礼”，并明确表示：“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想在齐国推行“仁义礼乐”的愿望又落空了。

孔子遂自齐返鲁。当时还是季平子专政，孔子无心求仕，潜心自我修养，平静地迎来“40而不惑”。何谓“不惑”？“不惑”者，相对于“惑”之谓也。孔子曾论“惑”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颜渊》）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同上）可见“惑”的特征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极端，然则“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颇，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孔子又说：“智者不惑。”（《子罕》）又说：“40而见恶焉，其终也矣！”（《为政》）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岁已成为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独特的见识，再加之正确的处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孔子42岁时，鲁昭公已从齐国奔于晋国，客死于潜溪。定公即位。5年后，季平子死，子桓子继为执政，政治形势更加恶化，阳虎专权。阳虎是季氏家臣，从手桓子祖父时就开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积久势重，强奴逼主。季平子死后，阳虎肆无忌惮，将桓子囚禁起来，赶走季氏亲属、杀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协与他盟誓。从此，鲁国政权又从大夫下移于家巨，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败落局势。阳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会盟、发誓愿、占国田，进而欲尽诛三桓之嫡，立自己的亲信势力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虚弱的。为了孤假虎威，阳虎——这位从前蔑视孔子的势利之徒，现在却想借重孔子名气，为他倒行逆旋扯上块遮羞布。孔子自然不会买账。于是阳虎煞费苦心地制造了一个机会。一天，他派人趁孔子不在家时将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的规矩，阳虎料定知礼的孔子肯定会上门称谢。殊不知孔子也针锋相对，趁阳虎不在家时才去回访。具有戏剧性的是，孔子在回来的路上又与阳虎相遇，刚想回避却被阳虎叫住了。他问孔子：“怀揣绝技却让国家迷乱，可谓仁乎？”孔子答：“不可。”“本来希望有所作为却屡失良机，可谓智乎？”孔子答：“不可。”阳虎激将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然，吾将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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