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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继往圣起绝学 下为万世开太平来源:亦凡公益图书馆 作者:舒大刚 时间: [2006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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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曾从董仲舒问学,于《太史公自叙》中转述这段话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规范)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和畅);《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辞句互有出入,但意思相近。在董仲舒看来,《易经》讲天地变化,阴阳转化,四时交替,五行运行,故以变化之理为主;《礼经》讲人伦纲纪,礼仪节度,故以行为准则为主;《书经》记先王成功经验,故以政事为主;《诗经》咏山川溪谷,禽兽草木,和男女情爱,故长于风情和借喻;《乐经》歌唱美德之完成,故以和畅为主;《春秋》辨明是非名份,故以治人之道为主。六经的文字不过古史陈迹,但六经的大义却具有经天地、纬人伦的功用,是圣人之心所寓,是圣人之灵所寄。如果说对六经特点的概括和揭示并不始于董仲舒,如《庄子·天下篇》即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发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儒效篇》亦有“诗言是其志,书言是其事,礼言是其行,乐言是其和,春秋言是其微”等等,但将六经的社会功能提高到人伦、教化、政治之本的地位,却始自董仲舒。 六经之中,董仲舒又极其推重《春秋》。《孝经纬》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是孔子政治理想的寄托。董仲舒也如是说,一则认为:“《春秋》,义之大者也。”一则认为:“《春秋》,礼仪之大宗也。”(《太史公自叙》)为了从中发掘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蓝图,董仲舒于是对《春秋》(特别是《公羊传》)进行了深入的钻研。首先,董仲舒揭示《春秋》的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认为孔子带着政治目的作《春秋》,《春秋》是孔子仁义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说:“《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三代改制质文》)“新王”即一个全新的符合名份的王,这是针对当时名不符实的周王而言的。《春秋》所记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这期间天子虚位,诸侯专征,大夫擅权,陪臣执国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完全是一派衰世景象。一句话就是名份不正,是非不分。孔子修《春秋》时,以“王道”(仁义,又称“王心”)为准绳,于属辞比事之间,小心翼翼地表达出对当时违礼现象的批评和讥讽,“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太史公自叙》),使混淆了的是非区别开来,使颠倒了的名份纠正过来。用这一褒一贬的手法,在一部衰世的历史中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以王道治天下的太平蓝图。他说孔子在作《春秋》时,门弟子曾对他截取最衰乱的历史颇感困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陈迹)而加乎王心(仁义)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俞序》)相同的话还见于《太史公自序》。“因其行事加乎王心”,这与孟子引述孔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也”,是一脉相承的。孔子以布衣的身份运用王道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无王者之位而行王者之权,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董仲舒说:“孔子立新王之道”(《王杯》);《白虎通·穷通》说:“仲尼制《春秋》之义,著素王之法”;王充《论衡·超奇》说:“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皆一意也。但以董仲舒论议最透辟,分析最入理。由于孔子于《春秋》之中“上探三王之道,下正人伦之纪”(《大史公自序》),“人道涞而王道备”(《俞序》),是非明而名份正,凡作人的纲纪,为政的大法,莫不悉备于其中,有了《春秋》的表率作用,就可以是正名份,重整秩序,因此他说:“拨乱世而反诸正,莫近于《春秋》。”从前那些“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董仲舒引述子夏的话曰:“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荀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免祸哉?乃尧舜之德也!”(《俞序》)在司马迁《自叙》中,还有董仲舒对这段话的阐发,他说: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前有谗慝而不能见,后有乱贼而弗知;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处理大事不知其义,遇到变故不知其权(灵活性);为人君父如果不通《春秋》之义,必然蒙受首恶之名;为人臣子如果不知《春秋》之义,就必然陷入篡权弑上的死罪之中。其原因都是由于不知道正义原则、办事准绳之故。《春秋》就是一部用具体实例来教育人们该怎样作、不该怎样作的伟大的教科书,是行动的指南,办事的法宝。故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拨乱世反清正,莫善于《春秋》!” 其次,董仲舒对《春秋》义例进行了梳理。义例即著书条例,又叫“大义”。主要有“三世”、“三统”、“六科”、“十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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