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诤铁骨 砥柱中流

唐太宗是一个比较能听臣下意见的封建帝王，所以在贞观年问，君臣共商国事，互相能平等地讨论问题，政治比较开明，谏诤的风气盛行。其中敢于据理力谏，直言不留情面的，首推魏征了。

魏征本来并不是唐太宗的亲信，开始时唐太宗对他还存有戒心。但由于魏征有胆有识，敢于直言唐太宗的过错，匡正他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计较个人的安危，所以逐步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他的正直，对唐太宗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威力。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游玩，准备工作都作好了，可是迟迟没有动身，这时魏征正扫墓归来，听到这件事，就去问唐太宗为什么又不去了。唐太宗说：“的确有过游南山的打算，因为怕你说不是，所以又决定不去了。”

从贞观初年到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十七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籍可考的共有二百多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各个方面。魏征的谏诤一都能得到了唐太宗的鼓励和支持，所以达到了知无不言的程度。唐太宗将魏征的谏诤，比做一面镜子，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魏征前后共提的二百多项建议，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国家着想，是很难做到的。”

谏诤的前提是皇帝能够听得进意见，所以当唐太宗有一次问魏征：“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的时候，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阐述。魏征认为，任何个人的才智都是有局限性的，皇帝也不能例外，因为“皇帝身居深宫，对民间的事不能亲自看到，他必须通过大臣，才能了解到下情”，所以他要经常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不会与外界隔绝。对此，唐太宗也是同意的，他认为当皇帝，“要管的事情很多，如果一人独断，不去听取臣下的意见，是不可能处理好的。”唐太宗并不认为自己当了皇帝，就不会犯错误，他一再向大臣们声明：“皇帝有了过失，大臣们要指出来”，这种看法对一个皇帝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正是唐初形成谏诤局面的前提。一般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强调君尊臣卑，一切由君主说了算，臣子即使看出了错误，也不能反对。魏征不同意这种理论。他认为，君臣要同心同德，才能治理好国家。君主再圣明，如果没有大臣的齐心协助，也是难以治理好国家的。唐太宗对此也是赞成的，他一再强调：“我与各位大臣，共同治理百姓。”所以他要求大臣们，“支持皇帝正确的东西，帮助皇帝改正错误的东西，这才是君臣共同治理百姓。”正是在唐太宗的倡导下，魏征才能作到犯颜直谏，也才能出现唐初那种君臣同舟共济，兼听纳谏，广开言路的政治局面。

唐太宗虽然欢迎谏诤，但到具体的事情上，魏征反对他的意见时，并不一定总是愉快地接受的。唐朝规定十八岁的男子开始服兵役，为了多征兵，有一次唐太宗决定十六岁以上的健壮男子也都要征兵入伍。当时皇帝的命令要大臣会签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作法违反了唐朝的制度，几次都拒绝签字。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责问魏征为什么不签字，魏征回答说：“竭泽而鱼，并不是得不到鱼，而是明年就扑不到鱼了。焚林猎兽，并不是捉不到兽，而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何必为了充数，而把不够年龄的人也拉来当兵呢？”魏征认为，明明规定十八岁服兵役，现在把十六岁也征来，这就失信于天下了。唐太宗反问：“我有什么失信于天下的事？”魏征举了一系列例子，说明唐太宗已经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于民的事。唐太宗最后在魏征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不能征不足年龄的兵的情况下，才同意取消了这个命令。他对魏征说：“我原来以为你太顽固，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谏诤的结果，有时候唐太宗愉快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有时因为意见提得尖锐激烈，冒犯了皇帝的尊严，也可能招致可悲的后果。有一次唐太宗回到宫里，恶恨恨地对长孙皇后说：“迟早我要杀掉这个老家伙!”皇后问要杀谁？唐太宗说：“就是魏征。他总是当众说我的不是，弄得我下不了台，有损皇帝的威信。”皇后听后，马上回去穿上朝服，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问：“贺什么呢？”皇后说：“君明则臣直。魏征那么直率，敢于犯上直谏，就是由于你的圣明呀！所以我要向你祝贺。”这说明唐初所以能形成谏诤的气氛，并不仅仅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征敢谏诤造成的，而是在唐朝的整个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种谏诤的风气，所以才能使魏征这样的敢于直谏的大臣，不但能发挥谏诤的作用，而且没有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唐太宗晚年，由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对隋末战乱的影响也渐渐淡薄了，所以他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对大臣们的意见不那么听得进去了。这时魏征连续四次上《论时政疏》，给唐太宗敲警钟，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把贞观初年纳谏如流的风气保存下来。后来，唐太宗更加奢纵，魏征上了著名的《十渐疏》，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唐太宗的变化。魏征认为，贞观初年，唐太宗不追求物质享受，不大兴土木，关心百姓的疾苦，而现在却四处访寻珠宝，放纵嗜欲，追求享乐，还说：“不动用民力，容易养成百姓骄惰，让他们多服些劳役，才容易听使唤”；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够近君子，远小人，渴求人才，现在却只在表面上恭敬君子，对小人却亲热起来，听信小人的话，随便怀疑和斥退君子；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孜孜不倦地与大臣讨论治国之道，虚心纳谏，下情上达，知道百姓的情况，现在却自负功大，骄傲自满，·不愿再听下边的奏事，不再鼓励大臣们谏诤，而热衷于打猎游乐，故意兴师动众，向四夷问罪，夸耀自己的武功。现在各地发生了旱灾，坏人也在蠢蠢欲动，如果不知错而改正，后果不堪设想。魏征对唐太宗的这一警告是既及时而又尖锐的，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忠告。他把魏征的奏章抄送史官，以便传给后世，他自己也将其贴在屏风上，随时可以看到。但是，这时的唐太宗已经功大而年老，他虽然赞扬和接受了魏征的忠告，但在实际行动上已经远远做不到了。

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建议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魏征反对，他认为治国不能单靠法，还要用仁义，峻法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魏征反对法家的那种严刑峻法的办法，并不认为可以无法，而主张正确的运用法律。怎么样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呢？他认为是“公之于法”，就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大家要共同遵守，皇帝也不能例外。他曾多次向唐太宗提出，制定了法律，就要依法办事，决不可因为自己是皇帝，就随意改动法律，在法外加“法”，用个人的意愿来代替法律。

唐太宗感情容易激动，常因为个人的喜怒面滥行赏罚，他知道自己这种一时的感情冲动可能造成的后果，所以提醒大臣们经常不断给他提出。有一次他任命瀛州刺史卢祖尚改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开始接受任命，后来又反悔了，借口自己身体不适，不愿远去交州。唐太宗派人去劝说，他仍然不愿意去。唐太宗当面动员，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认为他太不识抬举，一怒之下，让人当场就把他杀了。唐太宗过后也很后悔，认为没有按法律办事，处理过分了。有一次他和大臣们在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时，魏征借议论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很残暴，但和人讨论问题时，如果自知理亏，也还能听从别人的意见，这也是高洋的长处。”唐太宗也借机自悔说：“卢祖尚坚决不服从派遣固然不对，但也构不成死罪，我一时怒而杀了他，看来连高洋都不如了。”

在执法的时候，要赏罚分明，不徇私情，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魏征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处罚的时候，要不怕亲贵。要以公平为规矩，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贞观初，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还赃款解除职务的处分。他原来是唐太宗为秦王时的老部下，就向唐太宗求情，希望原谅他。唐太宗派人告诉他：你是我的老部下，贪污大概是因为穷的原因。我送给你一百匹绢，继续作你的刺史，以后注意不要再贪污了。唐太宗为了照顾自己的老部下，就不顾达律而徇私情了。这显然不利于执行国家的法律。魏征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上书反对说：“因为庞相寿是你的老部下，就不追究他的贪污枉法，而且还加以厚赏，留任原来的官。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贪污的不对。你过去为秦王时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以此来贪赃枉法，这样就会使廉洁的官害怕，影响不好。”唐太宗不得不改变了对庞相寿的处理。魏征还曾用“能为国家守法”六个字，表彰能为国家公正执法的法官薛仁方，同时揭露了皇亲国戚违法乱纪的事，以维护法律的公正。

魏征对执法者，要求他们要按实情来审理案件，反对严刑拷掠，旁求罪证，任意牵连别人。贞观七年(633年)魏征任侍中时，尚书省积压了一批久未解决的案件，因为办案的人员意见不一，一直未能处理。唐太宗认为魏征办事一直公平，所以就让他去解决。魏征虽然并不熟习法律，但他能从案情的事实出发，有事实根据的就定案处理，事实不足的就不予以追究，加以结案释放。因为他从事实出发，处理得当，所以大家都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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