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统一 民族压迫

多尔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汉地主政权的特殊利益，也推行过一些落后的、民族压迫的政策。

多尔衮在进入北京的前一日，即谕令剃发，进京的第二天又谕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不剃发者便被视为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定行问罪”。由于受到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二十二天后，多尔衮被迫取消了剃发令。但顺治二年六月，当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后，却又重申剃发令，宣布，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限十天，“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各州县奉到本府限期剃发的火票后，官吏“遍历村庄，细加严查”，“违旨蓄发，罪在必诛”。当时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因而士民大愤，纷纷起兵反抗。

多尔衮摄政期间，还三次下令在近京四百里内进行大规模圈地。顺治元年十二月，正式颁布圈地令。其中说：“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这是圈地的本意。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满洲贵族坚持“务使满汉界限分明”，满汉土地要“互相兑换”的“圈地”政策，致使许多汉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占，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以后在顺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又大规模的圈占两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造成很多农民“田地被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在北京城内尽圈东城、西城、中城为八旗营地，只留南城、北城为民居，房屋被圈占者限期逐出。几次圈地，累计达二十万顷左右。

随着大规模的圈地，使得丧失土地的大批汉族农民被迫依附满族统治者，投旗为奴。多尔衮又多次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于是，投充问题更加突出了。开始时，投充仅限于贫穷小民，后来也有带地投充的。而一些庄头，更“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还有一些无赖恶棍，本身无地，却以他人土地冒充，而去投充，然后借旗人的保护，再危害乡里。

为防止那些强迫为奴的汉人逃亡，多尔衮又下令制订了严厉的“逃人法”。逃人法的重点是惩治“窝主”。凡逃人被获，或鞭责或刺字而归还原主，窝主则处死，家产籍没并株连邻里，而奖赏告密者。因而一些地方无赖往往勾结旗下奸人，冒充逃人，诬指平民为窝主来进行敲榨勒索，危害甚大。

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多尔衮逐渐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曾多次下令修改这些法令或停止执行，但未能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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