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经营河西走廊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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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八年(644年)，西突厥大臣屈利吸与焉奢结好，为其弟娶焉奢王之女，由是焉香朝贡多缺。安西都护郭孝格率军讨之，灭焉替。焉替王薛婆阿支那奔龟兹，唐军追斩之，龟兹大惧。由于宽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等人率军力战，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灭龟兹，于闻等国均来朝贡。从此，唐朝在天山南路确立了统治。

凉州，在河西走廊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云:汉时，凉州领河西五郡，“隔绝西羌、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其地“山川险59，土田沃饶，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nepu3武德初，置凉州总管府，贞观年间改都督府，督凉、肃、甘、沙、瓜、伊、芳、文八州。[;]其所领之地，横贯今甘肃大部和新疆东部。凉州都督常奉朝命，行西北道安抚大使或安西都护，职权范围大大超越凉州。

武德初，曾以杨恭仁为凉州总管。据《旧唐书·杨恭仁传》载:恭仁是隋观德王杨雄之子，仁寿中任甘州刺史。他早年与李渊有旧，人唐后，拜黄门侍郎，封观国公。“恭仁素习边事，深悉羌胡情伪，推心驭下，人吏悦服，自葱岭以东，并人朝贡”。他采取措施防御东突厥的进犯，妥善处置了瓜州刺史贺拔威的叛乱事件，在凉州镇守近7年，在唐朝无暇反击来犯者的情况下，有效地守护了河西走廊。

武德末，以长乐郡王李幼良为凉州都督。据《新唐书·宗室传》载:幼良是李渊之叔李伟的第三子，即李渊之堂弟。幼良颇为骄横，在凉州“啸不逞为左右，市里苦之”，又私与羌胡互市。太宗即位，或告幼良“阴养士，交境外”。太宗命中书令宇文士及驰赴凉州按查，其左右欲劫持幼良北奔突厥，杀宇文士及而据有河西。太宗坚决向宗室王开刀，赐幼良死。命宇文士及以中书令检校凉州都督。

《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载:士及，雍州长安人。隋时，李渊为殿中少监，士及为奉御，“深自结托"，与李渊私交颇深。曾在李世民的秦王府任骤骑将军，多有战功，封郧国公，迁中书侍郎，贞观初为中书令。他在凉州时，“突厥屡为边寇，士及欲立威以镇边服，每出人陈兵，盛为容卫，又折节礼士，凉土服其威惠”。此后，以李大亮为凉州都督。

《旧唐书·李大亮传》载:大亮，雍州径阳人。其先本居陇右狄道，世为大姓。李渊人关，大亮从东都来投，授土门(今陕西富平)令，以功迁越州都仑，转交州都督，拜太府卿。贞观三年(629年)出为凉州都督，以惠政闻。凉州有名鹰。一次，朝廷有使者至凉州，婉言劝说大亮将名鹰献给太宗。大亮密表日:“陛下久绝败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对大亮“远献直言”加以褒美，后委以西北道安抚大使的重任。其后，有郭孝格为凉州都督.

郭孝洛，许州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初附于李密，后与徐勃人唐，经略虎牢以东，在讨平窦建德，王世充的战争中有功，历迁贝、赵、江、径四州刺史。人为太府卿，转左晓卫将军。贞观十六年(642年)，以凉州都督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旧唐书·郭孝烙传》云:“其地高昌旧都，士流??悟推诚抚御，大获其欢心”。太宗以孝惜为安西道行军总管，出银山道伐焉省，俘其王龙突骑支。又以孝俗为幽氏道副大总管，与阿史那社尔、契芯何力等讨龟兹，破其都城。由于失去警惕，遭到西突厥及龟兹相那利的联兵袭击，中流矢而亡，其子待诏亦同死于阵。太宗闻之，初责孝悟不加警备，以致颠覆;后又怜之，为其家举哀。崛州，处河西走廊的东端，“东连秦陇，西达河涅。虽僻处一隅，而道路四通”。[12]唐初为总管府，后改都督府督眠、宕、眺、旭等州。

贞观初，以胶东郡王李道彦为眠州都督。《新唐书。宗室传》载:道彦是李渊堂弟淮安靖王神通之子，曾在崛州击退吐谷浑的进犯。贞观九年(635年)，李靖统军讨吐谷浑，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领军参与。李靖结好党项，使其为向导。党项首领拓拔赤辞愿资以军粮，并与唐将欲血盟誓，共击吐谷浑。但道彦领军行至阔水(约今甘肃迭部以南、四川松潘以北)，见党项无备，纵兵掠其牛羊数千头。诸羌大怒，引兵阻道。道彦不得进，遭到赤辞的袭击，唐军死者数万。太宗下诏减道彦死罪，贬滴戍边。

其后，有高颤生为崛州都督。《资治通鉴·唐纪十》载:崛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颤生贻误军期，受到李靖查处。颤生恨之，诬告李靖谋反，按验无据。颤生坐减死徙边。或言:“颤生，秦府功臣，宽其罪”。太宗曰: 颤生违李靖节度，又诬其反，此而可宽，法将安施!且国家自起晋阳，功臣多矣，若既生获免，则人人犯法，安可复禁乎?”不赦其罪。《贞观政要·征伐》唐仲友评日:“高昌地不千里，胜兵才万人，恃远不宾。太宗讨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太宗遣重臣侯君集、薛万均为行军大总管和副总管领军伐高昌。

侯君集1娜州三水(今陕西彬县)人。是秦王府旧将，曾参预玄武门之变，贞观初迁兵部尚书。在讨伐高昌的战役中任交河行军大总管。《旧唐书·侯君集传》载:“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请，辄配没无罪人，又私取宝物。将士知之，亦竞来盗窃，君集恐发其事，不敢制。有司请推其罪，诏下狱”。中书侍郎岑文本建言:“命将出师，主于克敌，苟能克敌，虽贪可赏;若其败绩，虽廉可诛。是以汉之李广利、陈汤，晋之王浚，隋之韩擒虎，皆负罪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赏”。太宗采纳岑文本的建议，释君集之罪。

薛万均，本敦煌人，后徙京兆咸阳。曾从太宗多立战功，迁大将军，封潞国公。为交河行军副总管，与侯君集讨高昌。但万均违反军纪，私通高昌妇女，太宗欲穷治。有司“内出高昌妇女付大理，与万均对辩”，万均不服。魏征建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帷箔之私，实，则所得者轻，虚，则所失者重f。 [13]太宗乃释之。

在经营河西、开发西北的过程中，太宗也任用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将领。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子，拜为拓设，建牙于碳北。被薛延陀击败，率旧部万余家走保高昌，又畏西突厥之逼，于贞观九年(635年)率众内属，太宗置其部落于灵州(今宁夏灵武县)以北，社尔留长安，拜左骑卫大将军，尚衡阳长公主。贞观十四年第21卷张雄:唐太宗经营河西走廊略述(64。年)，授社尔行军总管，与侯君集等平定高昌。其后，以社尔为遨丘道行军大总管，征龟兹;又大破西突厥处密部，下龟兹大拨换城，俘龟兹王及大臣百余人。

契崎何力，其先铁勒别部之酋长。贞观六年(632年)，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至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何力至京师，授左领军将军。贞观七年(633年)，何力与凉州都督李大亮、将军薛万均等，征伐吐谷浑，解救薛万均兄弟于赤水川，又奇袭吐谷浑王之牙帐于突沦川。其后，以何力为葱山道副总管，讨高昌;又授何力[ W-丘道总管，击龟兹，均有战功，拜右卫大将军。

胡三省日:“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人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晓武之士”。在经营河西的过程中，太宗对边吏、镇将及将帅的任用，已不限于西北晓武之士。他们既有出自秦陇，也有出自河南;既有秦王府旧将，李氏宗室，也有中途归附者。他们大多谙熟边疆民族情势，擅于武功或精于吏治，洛于职守，对唐初经营河西、开发西北作出了贡献。而对那些怀有异志，破坏战略部署，败坏军纪的将吏，即使是宗室亲王、秦王府功臣，也绳之以法，才保证贞观年间开发大西北的事业没有发生重大挫折或失败。

贞观年间，唐朝君臣常以“亡隋弊俗”为戒，把治国比喻为栽树，把百姓比作树的本根。据《贞观政要。政体》载，太宗谓侍臣日:“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场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征西讨，穷兵赎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从整篇语气看，他是以百姓比为本根，君主比为枝叶。

其后，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今“承丧乱之后，又接凋弊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犹少。”二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奎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搞。今之百姓，颇类如此”。Ue〕指出当时民力尚亏，本根未固，如果滥用民力，加重人民负担，就将重蹈“百姓不堪，遂致灭亡”的覆辙。贞观初，因东突厥骚扰西北边境，有朝臣建议征发百姓修复古长城，太宗不愿“劳民远修障塞”，没有采纳。高昌王文泰与唐朝修好，亲自人朝。西域诸国闻讯，均欲遣使人贡魏征建言;“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来，劳费已甚，今借使十国人贡，其徒旅不减千人。边民荒耗，将不胜其弊。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镜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1。 [7]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这种变遣使人贡为商贾往来的政策，有利于西域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但是，魏征这一建议的基本出发点，是“不以蛮夷劳中国”。这就为后来把内地比作“本根”，边疆比作“枝叶”的论说，奠立了基础。

贞观十三年(639年)，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居家无赖”，又诬告其兄突利谋反，因而久历中郎将，未能迁升，心怀不满。他阴结突厥旧部40余人，乘太宗游幸九成宫之机，夜袭御营，杀卫士数十人，又人御厩盗马20余匹，渡渭水北逃，被追获斩首。结社率的叛乱事件，又引发了朝臣们的争论，多言将突厥部众留居河套之内不妥。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太宗将内徙的突厥部众迁到黄河以北，复立其首领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俊利芯可汗，以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因谓侍臣日:“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据查，贞观四年在讨论安置内徙的突厥部众问题之时，魏征虽极力主张“遣发河北”，但并未提出内地百姓为“根本”，边疆民族为“同枝叶”的论说。而明确提出这一命题的是凉州都督李大亮。当大亮奉诏在碳口贮粮，招慰散布在伊吾的突厥部众时，曾上表日:“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hs〕据此，他提出两点建议:第一，由于长期防御“蕃夷”的骚扰，河西州县萧条，户口减少，百姓不能安业。突厥降附之后，才开始恢复农业生产。如今又要他们承受娠给突厥余众的负担，民将不堪，请停止招慰为便;第二，伊吾虽已降附，但其地皆是沙碳，其民非中夏之人，不如让他们自立君长，对其愿意内附称臣者，实行羁靡政策，便其处于塞外，为唐朝“藩蔽”，不必在其地设置州县。太宗虽也持“本根”、“枝叶’，之说，却没有采纳大亮的意见。①

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之后，在其地置西州。魏征认为:“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① 《旧唐书·李大亮传》云“太宗纳其奏”;K新唐书·李大亮传》云:“帝纳其计”。《贞观政要·安边》则云:“太宗不纳”.从太宗在伊吾置伊州等措施看，并未采纳李大亮的建议.

__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 [13]魏征所持不应以虚耗陇右的代价去经营西州的观点，与上述“本根”、“枝叶”论同出一辙。

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二》载，过了两年，褚遂良又上疏日:“陛下兴兵取高昌，数郡萧然，累年不复，’他列举了派兵戍守西州带来的种种困惑:每年调兵戍守，戍兵自带装备，远离家乡，使其频于破产;滴迁西州的罪人，多是无赖子弟，寻衅兹事，骚扰边城，又多逃亡，官司忙子追捕，岂能有助于边疆防务;高昌道路遥远，沙破千里，冬天之风如刀，夏天之风如火，来往行人，遇之多死;如果张掖、酒泉发生警报，陛下不能从高昌征一夫之兵、一斗之粮，最终还得调用陇右诸州的兵民、粮食以赴援。“然则，河西者，中国之必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无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浑，皆不有其地，为之立君长以抚之，高昌独不得与为比乎，”对太宗处置突厥、吐谷浑和高昌的不同政策，表示难以理解。

唐贞观年间在经营河西走廊、开发西北的过程中，出现这种以内地为“本根”、边疆为“枝叶”的论说，源于先秦“先华夏而后夷狄”的古训。“华夏中心论”带有民族岐视的性质，但“本根”、“枝叶”说较之“华夏中心论”，则有某些积极意义。因为这种论说，实际上否定了边疆民族“非我族类”的观点，将内地民族与边疆民族同样视为“树”的一体。用太宗自己的语言表述，是对华夏、夷狄“爱之如一”。Ur〕这无疑是古代封建社会民族观的一大进步。

这种反对扰“本根”厚“枝叶”的论说，在唐初社会生产尚待恢复、百姓尚未安业的情况下，对抑制封建君主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如果片面坚持这种观点，对当时内徙或流散的突厥部众不加安抚，对伊吾、高昌等要冲之地不予经营，西北边疆就难以安宁，河西、陇右的社会生产也难以恢复，唐朝在关中的统治也就难以巩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厚“枝叶”才能固“本根”。反之，就是目光短浅，不顾大局，就可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保护主义。贞观年间，太宗时而以这种论说为必??则着眼于经营河西、开发西北的政治实践，表现了他较之魏征、褚遂良等辈高出一等的远见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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