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番科场坎坷 一代朴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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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岁，进入而立之年。这一年，休宁发生大旱，“斗米千钱”，戴震家中乏食，于是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飨餐，闭户成《屈原赋注》”。当时戴震在学术界虽小有名气，但毕竟还算年轻。因此他又作《屈武音义》，假名汪梧凤。另有《勾股割圜记》”一书，利用西洋算法进行注解，假名吴思孝。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场家族财产纠纷迫使戴震入京避祸。乾隆二十年，戴震状告一个家族中强横子弟侵占祖坟，不料这个强横子弟倚仗财势打通关节，反诬戴震不法，县令准备抓他治罪。戴震闻讯，“乃脱身挟策人都”，只带了一些书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没有。他寄旅于歙县会馆，“是时纪太史陶、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听、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京师之行，是戴震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国、卢文(弓召)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与戴震相识。这些人对戴震的学识都很推赏，为他广为延誉。戴震与这些堪称海内硕儒的人交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术上也更为成熟。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这时为孝廉。他倾心于戴震之学，写信给戴，欲奉其为师。但戴震虽然学高天下，却不好为人师。他回信给姚鼐予以拒绝说：

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因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作师不如作友，这是戴震的看法。后来姚鼐不满戴震之学，转而大肆批评。此次戴震拒绝为师，使姚鼐免却背师之讥，这是后话。在这封给姚鼐的信中，戴震还谈到了治学方法：

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期间，戴震出入名儒硕彦之门，朝夕讲论。他写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极(王玄)玑四游解》二篇，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还写了不少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此外，他应王安国之邀，到其家塾课其子念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来蔚为一代考据大师，与戴震的影响分不开。

戴震在京师滞留了两年，声誉鹊起，名扬海内。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还，在扬州结识了惠栋。惠栋是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而戴震则是皖派宗师，二人在学术见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当然皖派与吴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只是清代汉学内部的分歧。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戴、惠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章太炎说：“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梁启超以“译言”为喻，说明皖、吴二派之差别：“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机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泽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章、梁二人的论述非常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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