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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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中期以后出现了盛世，大臣都极力歌颂李世民，只有魏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给李世民指出了10个缺点，要他警惕。李世民就郑重地将它抄在屏风上，以便早晚阅读，引为戒鉴。公元643年，魏征病死，李世民十分悲痛，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魏征一死，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二、知人善用，惟才是举。太宗在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基础上，尽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形成一个团结，坚强的统治核心。他要大臣封德彝推荐人才，封德彝回答说：“不是臣不留意，实在是当今没有奇才。”李世民很不以为然地说：“用人如有器物，要各取所长。古时候有过太平盛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都是从别的时代借来的吗，是你自己不能识人，怎能断定今世没有奇才。” 他反对靠亲戚关系和论资排辈。他常对臣下说：“君主一定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官员不论大小，都应当选用贤才，不应该以关系的远近，资格的高低来决定官职的大小。”公元627年，李世民论功行赏，把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等5人评为一等功臣，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服，争辩说：“太原起兵时，臣第一个响应，多年来赴汤蹈火，不辞辛劳。房，杜二人不过舞文弄墨，从没有打过仗，现在却评得功大于我，官高于我，实不公平。”李世民回答说，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怎么不信任呢，但是，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废公。李神通无言可答。

李世民甚至从敌对营垒的人中取得了许多人才。他最倚重的猛将尉迟敬德，原来是他的敌人刘武周手下的偏将，刘武周被李世民战败，尉迟敬德与隋将寻相一起降唐。不久，寻相叛唐，李世民的部将就把尉迟敬德也抓起来准备杀掉，以免留下后患。李世民却将他释放，更是请他到自己府上，和他推心置腹地长谈，说：“大丈夫意气相投，就竭尽忠心，这些小事不必计较了，我决不会听信谗言，随便怀疑好人的。”说完，还送给他许多金银财帛，尉迟敬德十分感动，从此忠心耿耿，无论李建成用重金收买他，或派刺客行刺他，他都毫不动心，始终追随李世民，成为得力助手，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被封为吴国公。

魏征原是李建成的谋士，曾劝说李建成杀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有人揭发了这件事，李世民派人把魏征找来，恨恨地责问说：“你为何在我们兄弟之间挑拨离间”魏征坦率地说：“那时候我是太子的谋士，当然要为他出谋划策，可惜太子没有听我的话，否则，也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旁边的人都以为李世民会处死这个他所痛恨的人，但出乎众人意料，李世民却认为他说话坦率，为人正直，很有胆识，是人人才，非但不加罪，还任他为谏议大夫，专门负责向朝廷提意见。

公元629年，李世民下诏要百官议论国事，提出建议。中郎将常何提了20条建议，写得头头是道。李世民知道常何是个没读过书的武将，诧异他怎么写得出这样有水平的奏章。一问，原来是常何的朋友马周写的。马周是一个落魄文人，出身低微，李世民不计较这些，马上派人去请，还连着四次派人去催。马周到后一交谈，李世民发觉他的确是个治国的人才，马上任命他为监察御使，后又升为中书令，主持朝政。

公元643年，为了褒彰功臣，李世民命人将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等24功臣的像画在凌烟阁上，史称凌烟阁画像。他还常去观赏，以示对功臣的赞赏和记念。

三、感觉到人民力量的强大。李世民亲自参加了反隋战争，见到了强大的隋王朝被农民起义所摧毁。所以，他称帝后，就以隋朝的灭亡为戒鉴，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力求缓和阶级矛盾，避免人民起义，他对臣下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刻薄百姓来奉养人君，就象割身上的肉来食用，肚子固然饱了，但身子也完了；人君固然富了，但国家也就亡了。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来于外面，而是由自己造成的，如果人君嗜欲太盛，就须多费财物，就得加重赋税，百姓就会忧苦，国家就会危险，人君也就非败亡不可。我常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又说：“我在朝廷上每说一句话，总得思考再三，怕讲错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说话。”他时常教育太子李治。比如在吃饭时，他说你知道了耕种的艰难，就会常常有饭吃，骑马时，他说，你知道了马的劳逸，不去耗尽它的体力，就能经常骑它。泛舟时，他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百姓好比水，人君好比舟。一个人君，按正道办事，百姓就会拥护他，不按正道办事，百姓就会起来推翻他。”依据这种民本思想，李世民宽刑减法，轻徭薄赋，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减轻了一些对人民的剥削压迫。

对外方面，他采取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不轻易用兵，但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内侵，却给以坚决的回击。玄武门之变发生后，东突厥颉利可汗乘火打劫，率兵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与长安只有一水之隔的便桥，李世民在兵力远不及突厥的情况下，亲率6名亲兵，在渭水便桥与颉利可汗会谈，以进奉财物和称臣的条件使突厥退兵。这使李世民感到莫大耻辱，亲自训练将士，很快训练出一支精锐部队。贞观三年，他派名将李靖率师北征，一举俘虏10万余人，活捉颉利可汗，攻灭了东突厥。从公元639年开始，李世民将唐的势力不断伸向西域，并命大将苏定方率军总攻西突厥，在伊丽水（今新疆伊犁河）西突厥遭到沉重打击后败亡被灭。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李世民的胸怀是很博大的。突厥灭亡后，他没有采取把突厥人超出漠北的做法，而是把他们妥善地安置在河套地区，任命突厥的首领作都督，顺应他们的风俗习惯。还大量提突厥贵族到朝中作官。当时朝中五品以上的突厥武官多达100余人，几乎占朝中武官中的一半。李世民对突厥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加强了周边各族对大唐的向心力。东北，西北的许多部族，纷纷要求内属和归附，各族君长一齐尊奉他为天可汗，使唐帝国的声威远播域外。公元641年，李世民又以文成公主出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使汉藏两族人民的关系空前密切。

李世民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把一个民不聊生、边患无穷的中国，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国家，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史称“贞观之治”。

但是，李世民晚年，生活又趋于奢侈，他大兴土木,加重赋役，连年对外用兵，曾三次亲征高丽都归于失败，向东发展势力的愿望没能实现。

公元649年3月,李世民得了痢疾，医治无效，命太子到金液门代理国事。5月病危，召太子，妃嫔进卧室，又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内接受顾命，并命令褚遂良起草了遗诏。不久，一代英主李世民病死于长安宫中的含风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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